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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华人社会与唐人街 ——以加尔各答为中心(山下清海)
作者:印度之窗www.yinduabc.com  发布日期:2013-12-21 12:22:42  被围观:1221次 
摘 要: 印度的华人一直集中于曾是英国殖民地时代的首都加尔各答。就华人的祖籍来看,广东省籍占多数,特别是梅县出身的客家人的数量最多。客家人的经济活动限于皮革业和制鞋业。在印度华人的职业选择上,可以看到华人采取了在印度人社会的夹缝中集中发展经济活动的适应性战略。由于1959年的西藏叛乱,藏族难民从西藏大量流入印..

一.印度华人社会的历史变迁与地区特色

1.华人社会的历史变迁

印度、中国两国接壤的国境线有3 000多公里,自古人与物资的交流就很频繁。英国在莫卧儿王朝时代(1526-1858年)的1600年间设立了东印度公司,并以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为据点,对印度实行殖民地化。特别是加尔各答作为英国殖民地时代的首都得到了发展。
18世纪以后,印度与中国的贸易趋于繁盛,许多珠江三角洲出身的广东人开始赴印贸易,也出现了定居加尔各答的华人。太平天国之乱(1851-1864年)和辛亥革命(1911年)时期,因国内处于动乱之中,从中国逃往印度的人增多了。
根据1858年的《加尔各答评论》记载,当时的加尔各答华人人口约为500人,大部分是男性,女性极少。进入20世纪后,华人人口增加,1911-1931年期间华人男女比例从8:1缩小到了4:1。尤其是在20世纪30、40年代,由于日军侵略中国,往中国国外避难的人增加,加尔各答的华人女性急速增多了。此外,曾是英国殖民地的缅甸的许多华人为了逃避日军的统治来到印度。今天加尔各答的许多华人都是这一时期移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共内战结束,共产党取得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印度便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处于良好的关系。1954年,通过周恩来与尼赫鲁的会谈,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了协定。1955年,在周恩来、尼赫鲁、苏加诺的主导下,在印尼的万隆召开了亚非会议。但是,1959年发生西藏叛乱,14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许多藏族人流入印度和尼泊尔。为此,两国关系恶化,因边境问题而处于对立状态。1962年10月发生中印边境冲突,数千名华人离开印度,印度华人人口锐减。
随着中印边境冲突,印度政府下令对有进行违反印度国家利益活动之嫌的华人的行动进行限制,并将部分华人驱逐出境。此外,1962年11月,根据治安维持法,大吉岭地区的240名华人遭到了逮捕,印度华人的六分之一(约2000人)受到了拘留。1963年1月,中国政府针对印度政府长期关押并虐待许多旅居印度的华人,向印度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2000多名华人被关押在位于拉贾斯坦州的收容所。除此之外,还要求工厂解雇华人,并令其出境。为此,中国政府从1962年4月至8月3次派船将2398名华人接回中国。他们大多数被收留于广东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的华侨农场。
笔者对居住在加尔各答的华人A先生(1950年生于印度,父亲来自广东省东莞)进行了采访调查,据他说,“中印边境冲突时,我们过得非常艰难。富裕的华人都逃到加拿大、香港等,像我这样贫困家庭的华人不得不留在了印度”。
从发生中印边境冲突到60年代末,许多印度华人移居到了欧洲、太平洋洲、北美等,1971年,印度的汉族华人人口减少到了11000人。数千名印度华人“再移民”到加拿大的多伦多,由于连锁移动,多伦多的华人人口增多了。70年代后半期以后,因害怕中印关系再度恶化,许多华人为了寻求多样化的经济活动而走出了印度。
据推算,80年代以后印度的汉族华人约为2万人。本文将以印度的汉族华人为中心加以考察。

2.印度华人社会的地区特征

(1)社会文化特征

就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来看,各地区的华人祖籍的构成都有特色,印度也有明显的特征。根据1960年前后的推算数字,除了藏族等少数民族之外的汉族华人的祖籍为广东籍最多,占整体的80%。此外,湖北籍占9%,山东籍占8%,其他占3%。广东籍进而还可分为客家人和广府人,尤其是来自位于广东省东部山区梅县的人居多,其比重为43%。
自英国殖民地时代,印度华人就集中在加尔各答。就1964年印度的汉族华人人口来看,全国合计为17221人,其81.8%(14090人)居住在加尔各答。印度的有关华人的同乡会馆、庙、华文学校等设施大部分设立在加尔各答。
在华人社会,华文教育对维持传统文化是极其重要的。就印度的华文学校的历史来看,加尔各答的梅县籍客家人于1920年在客家人团体——嘉应会馆设立了印京华侨小学。其后增设了初中部,校名改为梅光初中暨附属小学。同样,梅县籍客家人于1934年在塔坝(Dhapa)区的唐人街创立了培梅小学,1953年增设了相当于初中部的专修部,成为培梅学校。这就是现在的培梅中学的前身。建国小学设立于1943年,1955年移至现在的加尔各答的保巴沙(Bowbazar)区的唐人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反映了华人社会的政治对立,华文学校也分为了中国大陆系统和台湾系统。1962年前后,印度有13所华文学校,其中台湾系统有3所,接近台湾系统有2所,中国大陆系统有8所。现在,培梅学校已成为加尔各答唯一的华文学校。
印度最早的华文报纸是1933年在加尔各答创刊的《印度日报》。二战时,由于驻留印度的中国的军队相关人员和来自东南亚的华人难民的增加,华文报纸迎来了最繁荣的时期,随着华人读者的减少,华文报纸也衰退了。印度的汉族华人人口估计约有2万人,现在在印度发行的华文报纸只有《印度商报》。《印度商报》于1969年3月10日创刊,发行人是张国才,发行地是加尔各答的塔坝区。初期的发行数量约为700份,但90年代初减少到了400份左右。该报使用繁体中文,以刊登海外、中国大陆、台湾的新闻为中心,也登载华人团体出示的“通告”等。版面全部只有4页,印刷有不清楚的部分,字体大小不一,可看到剪贴的痕迹,制作很是简陋。

(2)经济特征

下面就印度华人社会的经济活动的特征进行探讨。在全世界的华人社会中,华人的祖籍和职业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即,特定祖籍的华人有着很强的集中于特定领域职业的倾向,换言之,通常可以看到特定的职业被特定祖籍的华人所占有的现象。这种倾向在印度的华人社会也很显著。
就1959年华人的职业结构来看,整体的25%从事皮革业,20%从事制鞋业,牙科、杂货、木匠、小本买卖分别占8%,其后是餐馆业(5%)。即,皮革业和以皮革为原料的制鞋业在当时的华人经济活动中是最重要的。这是印度华人社会的最大的特征之一,即使在今天,这两个产业也是形成印度华人经济的基础。如后文所述,印度华人最重要的职业——皮革业及制鞋业系由梅县籍的客家人所占有。
就华人的制鞋业和皮革业在印度较为发达的原因来看,印度和邻国巴基斯坦拥有作为其原料的丰富的牛皮和羊皮等也是很重要的。此外,印度特有的文化、习惯等也对其产生了影响。根据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制鞋工作被认为是指定种姓的工作,对移居印度的华人来说,进入竞争较少的这个领域是比较容易的。在客家人中,也有人在东南亚学好制鞋技术后来到印度开鞋店。在加尔各答的保巴沙区附近的本廷克街(Bentinck Street),客家人经营的鞋店有上百家,中文叫“鞋街”。20世纪上半期,客家人制鞋业者移到了塔坝区。这个地区的华人开始经营皮革业是在1910年前后。在低湿地塔坝区,指定种姓珈玛(chamar)为了向华人制鞋业者提供材料而经营皮革业。二战期间,皮革业发达起来,战时客家人经营的皮革工厂有70多家。二战后,这个地区的皮革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加尔各答的新唐人街。
在印度社会,华人镶牙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具有制作假牙、镶牙技术的人极少的印度,华人镶牙师的存在是很珍贵的。华人镶牙师的祖籍大部分是湖北省天门地区。1931年前后,在当时荷属爪哇岛学得镶牙技能的湖北籍人前往印度,其后同乡镶牙师在印度便有增无减。湖北籍镶牙师以行走印度各地寻求患者的方式谋生,但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华人行动和职业受到了限制,便大多定居于加尔各答。
如上所述,在印度华人的职业选择中,可以看出华人采取了在印度人社会的狭小的夹缝中集中发展经济活动的适应性战略。
在全世界的华人社会,中餐馆业是华人的代表性职业之一。在印度,当初中国餐馆的主要顾客是以欧美人为主的外国人和印度人富裕阶层。中国菜并没有渗透到信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印度人大众中。二战期间,驻扎在印度的联军不断增加,而华人也不断地从东南亚逃来,中国餐馆增多了。但是,战后由于客人减少,中国餐馆趋于衰退。
二战后,来中国餐馆吃饭的印度人逐渐增多。施应元主编的《世界经济年鉴1969》(台北:世界华侨年鉴社有限公司)记述道:“这一两年当地的印度人已经大模大样地带家属到中国餐馆吃饭了”。根据笔者这次的调查,围绕印度中国餐馆的环境显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德里和加尔各答的中国餐馆的客人大部分是印度人,而且一般印度人经营的非中餐馆的食谱中也加入了大众化的中国菜,而且大多提供素食主义者用的中国菜。常见的中国菜有炒面、客家面、杂碎、春卷、汤面、酸辣汤等。红茶为一杯25卢比,而炒面一碗60-85卢比便可吃到,可见中国菜已成为大众化的菜谱。

二.加尔各答的唐人街

1.加尔各答的华人社会

据推算,2009年加尔各答的人口为15414859人,是仅次于孟买(21347412人)、德里(18639762人)的印度第三大城市。169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东北部的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设立了据点。英国镇压了塞波伊叛乱,印度成为了英国的直辖殖民地,至1911年首都迁至德里之前,加尔各答作为印度的首都,并作为恒河三角洲特产黄麻的集散地和贸易港得到了发展。
藏族等少数民族除外的汉族华人大部分集中在加尔各答。就1959年前后的华人(仅汉族)人口来看,印度整体为23322人,其中有15740人(占全体的67.5%)集中在加尔各答,接下来是孟买1880人,阿萨姆980人。
如上所述,印度的汉族华人有三分之一集中于加尔各答,加尔各答是印度唯一的具有唐人街的城市。加尔各答的唐人街分布于两个地区。即:加尔各答中心部的保巴沙区和距离加尔各答约5公里、位于东南郊外的塔坝区。在《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社区民俗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中将前者称为“旧中国城”,将后者称为“新中国城”。本文将前者称为“保巴沙区”,将后者称为“塔坝区”。

2.保巴沙区的唐人街

保巴沙区的唐人街或称为“中国街”。该区也是比较贫穷的伊斯兰教徒很多的地区。
加尔各答的地铁是印度的第一条地铁,地铁中央站的北出口往西沿鲁迅大道(Lu Shun Sarani或称New C.I.T.Road)走200-300米,左侧有一个堆积2米左右高的垃圾堆。在其背后有一幢废弃的红砖建筑物,那就是曾作为加尔各答高级中餐馆的代表而异常繁荣的南京酒楼。
在这个区,曾作为唐人街留下繁荣印记的是布莱克本巷(Black Burn Lane)和德姆辛巷(Damzen Lane)。这里集中了华人团体的会所和庙等。但是,很少看到在街上行走的华人的身影。
义兴会馆是1930年洪门会的华人成立的团体,为此使用了“义兴”的名称。该会馆的二楼是关帝庙。
布莱克本巷的拐角处有会宁会馆、四会阮梁佛庙、湖北同乡会。会宁会馆是广东省旧肇庆府的四会县人和广宁县人所组织的同乡会馆,会宁会馆的旁边有四会籍人的四会阮梁佛庙。会宁会馆和四会阮梁佛庙的建筑物二楼有湖北省籍的同乡会馆——湖北同乡会。如前所述,湖北人的职业有很大的特色,在印度,许多人从事传统的镶牙,而后又成为牙医。
德姆辛巷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发生之前居住着许多华人,是唐人街的中心。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天后(妈祖)庙。根据庙内的碑文,天后庙是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由广府人建立的。另外,根据碑文“重修唐人街天后庙”(1999年记),由于天后庙老化,1999年大家捐款进行了修复。
南顺会馆位于德姆辛巷深处。南顺会馆是旧广府南海人和顺德人组织的同乡会,该会所内部是一个关帝庙。会馆于1902年设立,会员大多从事商业及木匠。南顺会馆的地皮内有建国小学。由于唐人街的衰退,华人人口减少,现在在建国小学学习的学生只有住在周边的印度人(多是伊斯兰教徒)。
在今天的保巴沙区唐人街中,规模最大、华人最集中的会馆是四邑会馆。该会馆成立于1907年。四邑是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民国时代属于广州府的台山县(旧新宁县)、新会县、属于肇庆府的恩平县、开平县4县的出身者结成的同乡会馆。四邑籍的广东人一直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华人社会主流。四邑会馆的一楼是集会场所,住在近处的高龄华人们来这里聊天,阅读报纸。四邑会馆的二楼是将观世音菩萨作为主神供奉的观音庙。
反映现在衰退但以往繁荣的唐人街的景观之一是“金铺”的招牌。面朝鲁迅大道的诚昌和宝昌现在都是主要经营辣酱油和面等食材的商铺,原来是金铺,用汉字写的“诚昌金铺”和“宝昌金铺”的匾额挂在店内和店头。东南亚唐人街的特征是买卖黄金的金铺林立。1962年出版的《印度华侨志》也写道,加尔各答的“中国街”集中了华人经营的“金店业”。“诚昌金铺”现在作为“诚昌酱园”生产、销售辣酱油、大蒜酱油、普通酱油等,其工厂就在塔坝区的唐人街上。此外,还销售从中国、东南亚等进口的中餐调味料等。
地利饭店是在塔坝区营业的为数甚少的中国餐馆。80来岁的经营者(男性)的父母是来自广东的客家人,他自己在印度出生。根据他的谈话,现在住在附近的华人已经大为减少,但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前,塔坝区的唐人街居住着许多华人,相当热闹。尤其是南京酒楼,非常繁荣,加尔各答的日本领事馆人员和日本公司的职员也经常关顾酒楼。
今天,在保巴沙区的唐人街,很少看到在街上走动的华人的身影。许多贫穷的印度人居住在以前华人居住过的房子和商店里,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前曾经繁荣的唐人街处于严重衰退的状态。但在春节,再移民到海外的华人回到加尔各答,舞龙、舞狮队伍走遍唐人街的大街小巷,一时又恢复了唐人街的气氛。

3.塔坝区的唐人街

加尔各答位于恒河的下游三角洲,在支流胡格利河左岸的自然堤坝上形成市区。从谷歌的卫星照片看,塔坝区周边有很多沼泽地,因此该地区从地形上看应该是位于胡格利河的背部湿地。塔坝区的加尔各答东郊是制造业设施和贫民窟较多的地区。
虽然没有准确的有关华人人口的数字,但据中新社的报道(2008年2月18日),塔坝区生活着近1500名华人,有30多家华人经营的中餐馆。在塔坝区的唐人街西侧通往南北的戈宾达·海蒂克路(Gobinda Khatik Road)边有唐人街的向导牌。该向导牌自上而下分别用汉语、英语、孟加拉语、印度语写着“塔坝中国城”。从该向导牌往东走,便是塔坝区的唐人街。在戈宾达·海蒂克路看不到唐人街似的的景观。如果没有这个向导牌,一般人经过时肯定不会注意到唐人街的存在。
印度的皮革业集中于塔坝区,该地区皮革工厂的经营者几乎都是广东省梅县出身的客家人。印度塔坝厂商理事会是1949年由塔坝区的皮革工厂经营者设立的团体,该团体还负责经营培梅学校。皮革工厂经营者的家属居住在工厂内,基本上是工作、住宿同在一处,多为小规模经营。
另一方面,制鞋业二战时非常繁荣,鞋店有300多家,战后随着印度人进入这个领域,加之塔坝区鞋店减少的影响,1959年华人经营的皮革工厂减少到了200余家。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由于印度政府的排华政策,许多华人关闭皮革工厂,再移民到海外。近年,随着人造皮革制品增加,以及印度企业参与皮革业,一直生产天然皮革的当地华人的皮革业也衰退了。进而,自十几年前人们便开始严厉批评皮革工厂对环境的污染,1995年西孟加拉邦的最高法院下令塔坝区的皮革工厂迁往其他地区,关闭皮革工厂的华人增加,转而经营中餐馆的情况增多了。
即使是今天,在塔坝区的唐人街的路上,也经常可以看到印度工人用两轮拖车装走皮革工厂所生产的皮革。走入华人经营的皮革厂入口的红铁门,用于鞣皮的药物的臭味扑鼻而来,带毛的牛皮堆积如山。在微暗的车间工作的不是华人,全部是印度人。
虽说是唐人街,但路上很少看到华人。但是,华人的住居和工厂的大门都漆成红色,贴着写有“吉祥如意”、“岁岁平安”、“招财进宝”等的门联,画有门神等,从外表马上就知道这些建筑物系华人所有。
大街两旁有许多中餐馆,但大部分门前椅子上都坐着兼任招徕顾客和向导的印度人,等待着客人的到来。该地区的中餐馆在利用地皮方面有着特色。大多情况是:从卡车能够通过的铁制红漆大门进入院内,有着可以停放几辆车的空地,里边才是中餐馆。这是因为将以前的皮革厂改造为中餐馆的缘故。根据笔者的调查,截至2009年3月,已确认有29家中餐馆。
中餐馆的职员几乎全是印度人,华人一般只坐在收银台边。中餐馆的客人大部分是印度人。午餐时客人较少,晚餐时开车来塔坝区唐人街吃中餐的印度人很多。
根据当地华人所言,由于中餐馆数量太多,处于过分竞争的状态,除了一部分中餐馆,经营似乎都很困难。但是,中餐馆经营者居住在加拿大等海外的家属很多,他们以海外家属的汇款弥补着中餐馆经营收入的不足。
塔坝区华人的重要设施之一是培梅学校。培梅学校占地面积很大,校舍是3层建筑,其规模之大令人想起该地区因华人而繁荣的时代。培梅学校原来是台湾系统的华文学校,使用繁体字的台湾式教科书上课。但是,现在一些班级也使用简体字的中国大陆式教科书。在培梅学校,为平日上英语教学学校的华人学生设置了周末“汉语补习”课程,其中包括七八名印度人学生。校舍的屋顶设有关帝庙,春节时许多华人前来参拜,热闹异常。

三、结语

本文以全世界华人社会研究中的空白领域、迄今缺少先行研究的印度的华人社会为对象,就其地区特征进行了考察,同时记述、分析了印度唯一拥有唐人街的城市——加尔各答的唐人街的现状。
印度的华人一直集中于曾是英国殖民地时代的首都加尔各答。就华人的祖籍来看,广东省籍占多数,特别是梅县出身的客家人的数量最多。客家人的经济活动限于皮革业和制鞋业。在印度华人的职业选择上,可以看到华人采取了在印度人社会的夹缝中集中发展经济活动的适应性战略。
由于1959年的西藏叛乱,藏族难民从西藏大量流入印度。另一方面,受到印度政府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采取的排华政策的巨大影响,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海外再移民的汉族华人不断增加,华人社会一直趋于衰退。
在印度的华人社会,同样也可以看到1965年发生于印尼的9.30事件及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侨居国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恶化所引致的华人社会的衰退和停滞。
在加尔各答,分别在市中心的保巴沙区和东南郊外的塔坝区形成了唐人街。保巴沙区的唐人街在中印边境冲突之前非常繁荣,作为其印记,今天仍可看到会馆、庙等华人的传统设施。但是,由于中印边境冲突后华人往海外的再移民所导致的华人人口的减少,该地区的唐人街衰退了。另一方面,塔坝区的唐人街是华人经营的皮革厂聚集而形成的新唐人街。由于近年来皮革业的衰退,许多皮革厂都转为中餐馆,塔坝区的唐人街现在已成为中餐馆集中的地区。这表明印度社会已逐步接受中国菜,以及作为华人职业的中餐业有着发展的可能性。在拥有11.9亿人口(2008年推算)的印度,汉族华人仅为1万-2万人,人数极少。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印两国关系有了改善,随着印度的经济发展,市场上出现了廉价的中国产品。最近,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也在增加,1991年至2001年其数量已达到11100人。可以预料,与在东欧、西亚、非洲、南美等所见到的那样,从中国流入印度寻找商机的新移民将会进一步增加。随之,衰退、停滞的印度的华人社会今后也应该会发生变化并取得发展。

作者:日本筑波大学教授 山下清海,厦门大学教授 刘晓民 译,(原载日本《地理空间》第2卷第1号,2009年6月) 2013-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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